《新建伯赠侯王文成公像》，明·沈俊绘 现藏于绍兴博物馆

人与天地万物本是一体

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，其发窍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，风雨露霜、日月星辰、禽兽草木、山川木石，与人原只是一体。

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，这种一体，一方面是“一气”所构成，另一方面，在这一气构成的宇宙中，只有人心最精最灵，所以人心可被看做这一气构成的整个世界的“灵明”，它的理性，它的精神，它的良知。

由于把良知所安顿的躯体从小宇宙（人）放大为大宇宙（天地万物），因此作为宇宙结构成分的灵明或良知就不仅是人的良知，也可以看成草木、禽兽甚至瓦石的良知。

如果没有良知，人就不成其为人，宇宙就不成其为宇宙，作为宇宙成分的草木瓦石也就不成其为草木瓦石了。

天地人的这种一体性是有机的，没有人或人的良知，被破坏了原始有机一体性的天地，也就不再称其为原来意义上的天地了。

这里的良知不是指个人良知，而是人类的意识与精神；物也不是个别的事物，而是整个存在的万物。这个思想是以一种有机整体宇宙的观念为基础的。

去发掘和把握自己的本性

性一而已，仁义礼智，性之性也；聪明睿智，性之质也；喜怒哀乐，性之情也；私欲客气，性之蔽也。质有清浊，故情有过不及，而蔽有浅深也。私欲客气，一病两痛，非二物也。

王阳明指出，仁义礼智是性的本质规定，故说性之性；聪明睿智是天赋的材质，故说性之质；喜怒哀乐是性的发见形式，故说性之情；私欲客气是妨碍性的充分实现的障碍，故说性之蔽。

知行合一旨在纠正知而不行

知行合一之说，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，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后行，遂致终身不行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。

阳明所面对的是这个事实：人们了解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，但并不依照这些准则去行动；明知为道德律令所禁止，却仍然违背禁令去行动。

阳明把这种现象归罪为宋儒知行观的错误引导，因而通过知行合一的学说批判知行脱节，希望以此补救偏弊。

其实，对于宋儒来说，行至少在理论上是更为重要的范畴。但是在朱子哲学，确实从整体上更凸显了“知”的重要性，强调理性对道德法则的了解是伦理实践的前提。

而在阳明，由于良知观念的预设，指导伦理行为的“知”是本心自然而有的，故更为强调行，因此在阳明哲学中知行观的解决与心理观有着内在的逻辑的联系，所以阳明也说，以心理为二故知行为二，以心理为一故知行合一，从而阳明知行观的基本精神是强调行，而不是强调知。

王阳明《与郑邦瑞尺牍》，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。

格物、正心、诚意，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！

故格物者，格其心之物也，格其意之物也，格其知之物也。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，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，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。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！

格物不是指格外部事物，而是格作为意向对象的物，实质上就是正意念。

格物所说的正其意念之不正，这些意念都不是空的意念，都是发动而著于某种事物并具有某种内容的意念。

所谓格、致、诚、正，都是在主体自身上做工夫。

王阳明的格物论的特点在于，强调各种活动都是服务于明确的目的，有一个明确的统帅即“头脑”，这些活动只是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被承认，其意义并非独立的。

敬畏和洒落互相肯定、互相补充

惟夫不知洒落为吾心之体，敬畏为洒落之功，歧为二物而分其用心，是以互相抵牾，动多拂戾。

阳明认为，儒学传统中被肯定的“敬畏”境界并不是《大学》正心条目中所说的破坏了心体本然之正的恐惧愤怒的情绪，这种“敬畏”不是对于某一特定对象的畏惧。

它实际上是指《中庸》所说的“戒慎恐惧”，是一种自觉的防检和提撕，因而从经验主体的感受来说，戒慎恐惧并不给心灵带来任何动荡与不安，这也就是二程说的忧患中自有宁静。

同样，儒学传统中被肯定的“洒落”不是指肆意放荡，无所顾忌，而是指心灵自由的一种特征，是摆脱了一切对声色货利的占有欲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，而达到的超越限制、牵扰、束缚的解放的境界。

不恰当的得失爱憎情如眼中蒙尘

心体上著不得一念留滞，就如眼著不得些尘沙。些子能得几多，满眼便昏天黑地了。

从心之本体说，良知与太虚同体，无一物能为良知障碍。但就心之发用说，人有私意掺杂，情有所著，便成滞碍，所以工夫上需注意保持心的自然流行，防止或克解情意念头的留滞不化，阳明说，这正像眼睛中不得有任何沙子滞留其中一样。

他强调，即使是好的念头也是如此。但是应注意，阳明这里并不是主张扫除一切念虑，使善念恶念都不产生，而是指善念恶念都不能“执著”。

不是说人心不应生善念，而是说一切念头都不应当“留滞”

道德修养不要教条主义

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，其病正在如此，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，又悬空去做个勿助，漭漭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，究竟工夫只作得个沉空守寂，学成一个痴呆汉，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，不复能经纶宰制。

阳明认为，如果专以追求勿忘勿助为目的，不仅不能把握著意与不著意之间的平衡，而且只能回到沉空守寂的纯粹静默中去。

其最终结果是，在生活实践中仍然“牵滞纷扰”，人的应付环境的实践力量无任何改善反而被大大减弱。

致良知虽然并不以勿忘勿助为目的，但真正的致知却可以同时实现勿忘勿助。

因而，他不仅明确反对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夫，而且强调工夫“只在必有事焉上用”。勿忘勿助是从属于必有事焉，甚至包含在必有事焉之中的。

平宁王《记功碑》

不要屈从于世俗偏见和客观权威

君子论学要在得之于心，众皆以为是，苟求之心而未合焉，未敢以为是也；众皆以为非，苟求之心而有契焉，未敢以为非也。

在心学的立场上，公众的普遍意见不能作为是非的标准和根据，圣人的箴言教训也不是是非的终极标准和根据。

是与非的判断原则和根据只是个体的“心”，每个人应当坚持用自己的理性和良心独立地判断事物。

感受本体和功夫、有和无之间的境界

有心俱是实，无心俱是幻。

无心俱是实，有心俱是幻。

前两句中，“有心”是指承认善恶及其分别为实有，故依知善知恶之良知，诚之以好善恶恶之意，实为为善去恶之事，这就是“有心俱是实”。如果把善恶的分别看成虚假的对立，认为善恶的分别是无意义的，这种看法就是“无心”，是错误的，所以是“幻”，这就是“无心俱是幻”。这是从儒家“有”的基本立场立论。

下二句中，“无心”指对事物不要有偏执或执著，否则便会引起种种心理障碍；“有心”指计较、执著之心。要否定作为执著之心的有心，而肯定作为不著意思的无心。

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

诸君之言，信皆有之，但吾一段自知处，诸君俱未道及耳。我在南都以前，尚有些乡愿的意思在，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，信手行去，更不著些覆藏，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，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。

王阳明认为，他在南京以前（即46岁以前）还有些“乡愿”的意思而到平藩之后，他才达到了“狂者”的境界，一切世俗的顾虑、计较、追求他皆已置之度外，率性而行、勇往直前、义无反顾。

作者：小北

编辑：景晨